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恩格斯的探索及其意义
唐正东
原文发表于《思想理论战线》年第1期
图片来自网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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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德国农民战争》是恩格斯推进唯物史观具体化的代表性著作。他从对16世纪初期德国落后的生产方式发展水平的分析入手，详细地解读了生产方式的内在矛盾在当时德国的特定语境中必然通过宗教斗争的中介形式表现出来的原因、具体形式及其发展过程。通过这种探讨，恩格斯既超越了单从宗教改革的角度来诠释德国史的传统阐释思路，又超越了小资产阶级左派历史学家仅从*治斗争的角度来诠释德国农民战争的解读思路。把生产方式的决定性与宗教、*治等要素的历史作用之间的辩证关系，放在具体的实践语境中来加以深刻的解读，是恩格斯在唯物史观具体化历程中所取得的重要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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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
唯物史观；具体化；农民战争；宗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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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唐正东，南京大学马克思主义社会理论研究中心副主任，哲学系教授、博士生导师。
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形成唯物史观之后，就像马克思在《年至年的法兰西阶级斗争》《路易·波拿巴的雾月十八日》等文本中所做的一样，恩格斯在年夏秋之际所写的《德国农民战争》是推进唯物史观具体化的一部重要著作。在这一文本中，恩格斯不仅找到了生产方式内在矛盾运动的状况在德国这一具体的历史语境中得以呈现出来的中介形式，即各种等级围绕着宗教*治思想而展开的斗争，而且还在梳理德国农民战争之历史进程的基础上，致力于探讨其发展的规律性，进而把德国16世纪的农民革命与~年作为欧洲大革命之一部分的德国革命联系起来，并洞察了后者的发展前景。在以往的研究中，恩格斯的这一著作只是被当成历史学（用阶级斗争史取代了宗教改革史的新历史阐释思路）或宗教学（强调了宗教在*治斗争中的作用等）的著作来看待，而没有被置放在恩格斯推进唯物史观具体化进程的角度来加以深入探讨。这不仅导致我们弱化了对唯物史观具体化这一特定问题域的研究——仅用唯物史观在具体*治或宗教问题剖析中的运用来取而代之，从而把过多的注意力放在了恩格斯在历史学或宗教学领域中的理论贡献上——而且还导致我们无法有力地回击国外学者在这一问题上所制造的马恩对立说，例如有学者指出，恩格斯在《德国农民战争》中把*治斗争视为一种超历史的现象，把它直接归咎于经济状况和阶级斗争，而马克思在《路易·波拿巴的雾月十八日》中则更多地看到了*治主体及现代国家的自主性[1]36。正因为如此，准确地界定《德国农民战争》在马克思主义哲学史尤其是唯物史观具体化过程中的地位和作用就显得非常重要了。
德国农民战争
一、德国落后的生产方式及其
表现形式的复杂性
尽管恩格斯在《德国农民战争》第二版序言中指出，除了他的这部著作外，马克思在同时期撰写的《年至年的法兰西阶级斗争》等两部著作中同样也清晰地呈现出了唯物史观的方法论，“这个唯一唯物主义的历史观不是由我，而是由马克思发现的，这个历史观还见于他在同一个《*治经济评论》杂志上发表的论述-年法国革命的著作，以及《路易·波拿巴的雾月十八日》一书。”[2]但我们必须看到的是，就这三个文本的阐述风格来说，《德国农民战争》显得更加清晰，或者说，更像马克思后来在《*治经济学批判导言》中所说的把唯物史观运用到具体问题分析时所采用的从抽象上升到具体的方法论。其实，他在年9月开始写作的《英国工人阶级状况》中就已经初步运用了这种方法论，他正是从英国工业革命及市民社会变革史的角度来剖析工业无产阶级在身体和精神状况上的糟糕状况，以及由此而导致的工人运动展开史的。只不过那时恩格斯面对的是英国的典型的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因而他没有或者说也没必要考虑生产方式在特定语境中的展开形式问题。而当他在年思考16世纪中叶的德国农民战争史时，这一问题便突出地呈现在他面前。
马克思在《路易·波拿巴的雾月十八日》中是直接沿着*治斗争史的线索来展开论述的。尽管他在不少地方的确强调了*治斗争的社会关系基础，譬如，在谈到波拿巴所代表的法国小农阶级时，他清晰地指出了法国农村落后的生产方式使人数众多的小农始终处于相互隔离的状态，他们无法代表自己，因而需要一个权威来成为他们的主宰，这就是他们拥护波拿巴的原因。但就此文本的一般情况来看，马克思在论述~年的法国革命史时的确把较多的笔墨放在了对各*治派别的*治自主性即相互的钩心斗角上。譬如，在谈到上述革命史的第三个时期即立法国民议会时期时，马克思对各*治派别之间的相互矛盾及*治斗争性进行了很详细的描述，“立宪派公然图谋反对宪法，革命派公开承认自己拥护立宪；国民议会想左右一切，却总是按议会方式进行活动；山岳*以忍耐为天职，并以预言未来的胜利来补偿现在的失败；保皇派扮演着共和国的元老院议员的角色，为环境所迫，不得不在国外支持他们所依附的互相敌对的王朝，而在法国内部却支持他们所憎恨的共和国；行*权把自己的软弱当作自己的力量，把自己招来的轻蔑看作自己的威信；共和国不过是两个王朝——复辟王朝和七月王朝——的卑鄙方面在帝国的招牌下的结合”[3]；在马克思的《年至年的法兰西阶级斗争》中也存在着与此相类似的情况。因此，我们阅读这两个文本时要格外注意从呈现出来的*治斗争史描述中，揭示出马克思所强调的生产方式的决定性。
年路易·波拿巴发动的*变
但恩格斯的《德国农民战争》却没有这种情况，他在第一部分中就首先分析了16世纪初期德国生产方式的落后性。恩格斯指出，尽管就德国本身来说，其工商业在14、15世纪就已经相当繁荣，但如果与英法等欧洲国家相比，则明显处于落后的状态。“德国国民生产的高涨仍然赶不上其他国家生产高涨的步伐。农业远远落后于英国和尼德兰，工业远远落后于意大利、佛兰德和英国，而在海外贸易中，英国人，尤其是荷兰人已经开始排挤德国人。人口依然稀少。在德国境内，只是在几个工商业中心及其附近地区才有文明可言；就是这几个中心，利益也极不一致，几乎没有什么地方可以找到共同点。”[4]正是这种生产方式发展上的落后性，使德国无法形成一个强大的资产阶级利益集团，恩格斯在《英国工人阶级状况》中所说的把居民的一切差别简化为工人和资本家的对立的情形没有也不可能在德国出现。16世纪初期的德国只是围绕着一些地方中心而形成了在*治上四分五裂、在利益上相互冲突的各个不同的等级或阶级，其中主要有诸侯、下层贵族（骑士）、僧侣、城市贵族、市民反对派、平民反对派、农民等。尽管恩格斯在这一文本中有时也用阶级概念来指称这些不同的等级[4]，但其实他只是把这些等级当成极其杂乱的人群来看待的。“可见16世纪初期帝国的各个不同等级——诸侯、贵族、高级教士、城市贵族、市民、平民和农民，形成了一种极其杂乱的人群，他们的要求极其悬殊而又错综复杂。每一等级都妨碍着另一等级，都同所有其他等级进行不断的、有时公开有时隐蔽的斗争。整个民族分裂为两大营垒的情形，在法国第一次革命爆发时曾经出现过，目前在最进步的国家中正在更高的发展阶段上出现，但是在当时德国的条件下是完全不可能的。”[4]-更为重要的是，恩格斯还指出即使是在同一等级内部，事实上也无法形成统一的利益诉求。譬如，僧侣等级中就有两个不同的派别，包括大主教、修道院长、高级教士在内的贵族阶级不仅拥有大片土地，而且还残酷地压榨属地上的人民；而由农村和城市传教士组成的僧侣中的平民阶级因无法分离教会的财富而只能得到很少的报酬，因而实际上与市民或平民具有相似的思想感情。城市中的平民反对派等级也是一样，它是由很复杂的成分所组成的，因而其*派倾向非常不稳定，在农民战争之前，这一等级甚至还无法作为一个*治派别来出现。
这个第一部分文本的重要之处其实不仅仅在于恩格斯对当时德国社会中不同等级之间的相互对立性的揭示，而且还在于深刻地阐明了如下这一重要的理论观点：在16世纪初期的德国这样的工商业发展的落后阶段，即与英国相比较而言的私有制生产方式发展的不典型阶段，其生产方式的内在矛盾性在*治等上层建筑层面上并不是以阶级*治的形式而直接表现出来的，而是必须通过某种中介形式而呈现出来。这种中介形式是由当时的特定实践语境所决定的。看到这种中介形式的重要性，并不意味着对生产方式之决定作用的忽视。相反，这恰恰是对这种决定作用之展开形式的深度解读。生产方式对社会历史进程的决定作用并不是通过类似一张白纸似的个人而直接呈现出来的，而是通过在具体社会历史语境中的个人即生活在特定的*治、文化、宗教等现实条件中的个人而展现出来的。这就势必会出现生产方式的矛盾性如何通过*治、宗教等中介形式而呈现的问题。在英国这样的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发展的典型国家，社会革命即工业革命所带来的社会关系的变迁，已经成功地重构了其*治、文化的特征，使它们表现为对阶级的经济利益的直接反映。而在譬如16世纪初期的德国这样的特殊发展阶段，*治、宗教等中介形式依然具有相对的自主性。这就是为什么自年11月到达英国后就开始研究英国社会问题的青年恩格斯并没有太多地
